不要執子之手 才能與子偕老

　　踏入適婚年齡，意味著即使自己尚未打算結婚，卻仍會陸續收到朋友同學的喜帖。喜帖上總少不了一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彷彿字裡行間滲透着比地老天荒更浪漫的意境，比海枯石爛更形象的情懷，有甚麼比偕老白頭更叫人心動的承諾？殊不知這段白頭之誓，背後總隱含一段生離死別。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出自《詩經˙邶風˙擊鼓》，全詩引錄如下：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中，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大概意思是主人公參軍南征，可是戰事綿延，歸家無期，回想當初生死離合中與伴侶許下執手偕老之誓，如今只能背棄諾言，哀痛歎息躍然紙上。從茫茫人海中相遇相知，卻因大時代而分離，再不忍、再不捨，一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潛台詞卻是「永別」，天下間生離死别的悽絕也莫過於此。

　　到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范柳原以半調侃卻不忘自憐的口吻，來解說自己不相信天長地久的愛情觀：「好像我們自己做得了主似的！」，進一步說明在大流離下，甚麼離合成敗也不由自主。即使是各懷鬼胎的柳原流蘇的結合，也得歸功於香港城的敗落，然而在看似大團圓的背後，說的卻是千百萬人的大斷裂，以及是「半點不由人」的無奈。

　　因為失去，我們才會刻意地執起對方的手；因為悲壯，我們才感到那份浪漫悽美。只是兩人相廝相守，不用時刻相對相執，就像千百對父母一樣，不說天荒地老，卻天天自然而然地守着對方。幸福，便是日復日的簡單。不用「山無稜，天地合」般壯麗的誓言，也可以「長命無絕衰」地與君相知。

　　祝願新婚朋友們，每一天也活得簡簡單單。

　　
　　

以家之名

台慶劇富貴劇收視欠佳，有人則批評當中的角色不討好，觀眾不屑於薛家燕的橫蠻無理、呂良偉的背妻偷歡、戚美珍的隱氣吞聲，然後冷冷地說一句：「怎麼會這樣的人」，引不起一絲共鳴。然而，無論是無理取鬧的婆婆、不愛江山愛美人的情種，還是忍一時風平浪靜的媳婦，為的都是在建設與堅守自己心目中的家。

「家」這一個字，總讓人想到無限美善與溫暖，以致於無論建設祖國、建設香港、建設機構，都要標榜「這裡是我家」，本為引起人們的使命感，卻勾起對權利的迷戀。這個人人的家讓他們感到惘然：是你的家，還是我的家？為要建設自己心目中的家，便需要當家作主的權利，才能把牆壁漆成心愛的淡水藍，再換上一列楓木長椅。

家的觀念，原是建基於三綱五常的義務與長幼有序的權利，就是各安其位，各司其職。今天早已不再是「太子盼得父皇駕崩」、「媳婦捱成婆」才能獲得權利的年代，文明社會所說的權利就是人人也能平等追求更美好生活，故權利的前提就是保障所有人的權利，換句話說，就是一個人的權利不能凌駕或侵害另一個人的權利，便是家中成員的義務。

道理往往說而行難，當制度與道理為我們帶來麻煩時，我們習慣只看到權利。我們會鄙視天天酗酒、不務正業的父親；我們會責難只說自己有人權自由，卻不懂尊敬父母的忤逆子；同時我們卻把無限放大自己的知情權而漠視其他人的私隱權的要求視為理所當然。義務與權利本是相生，我們會說未盡父職的大男人，不配為人父，但未盡義務卻大呼權利的義工呢？

如柏楊所說，中國人最懂得「窩裡鬥」，爭得起勁時，誰理會甚麼「相煎何太急」？以宗教之名、以真理之名，引起了古往今來多少殘酷與無情，在對待本為同類的異端者時，往往下手更快更狠。還有不少少爺小姐，找錯了鬥爭的對象，為了一顆糖果，向着管家傭人施一個下馬威，卻不會向當家者放一個屁。

民主選舉，還未見到成效，我們先見到選舉工程的算計，見到如陳水扁槍傷般的自製威脅與打壓。在熾烈的選舉中，只有我這等沒票沒黨的傭人，還有冷眼旁觀的空間。上司說：「職員不能用手投票，但可以用腳去投票，可以選擇離開這裡。」我沒有那麼消極，因我相信還能以一張嘴和一枝筆來投下我的一票。

編輯桌上的民主

　　不知算不算是幸運，連五十萬人上街也未能爭取到民主，卻能在我小小的編輯桌上得以充份體現。「圖片不夠感覺」、「顏色不夠特別」、「感覺不太良好」......每個人的意見都要重視，每個人的意願也要尊重，可是誰都不會一錘定音，然後，繼續問問別人的意見。

　　不單「人如其文」，評論文字也是人人說感覺，千百種修為千百種理解。堂皇莊嚴，淡雅澹泊，各有喜好；人云亦云，也不一定是擲地作聲。也許政治還能妥協協商，偏偏文字工作難以將就將就，白紙黑字、是邪非邪，絕不含糊。

　　出版工作是在看不見實體產品下，拼命趕著進度，別人總以為時間很多，可以一拖再拖。在這張未能一錘定音的編輯桌上，總在死線以前收到更多天南地北的意見。記得第一次聽到曾蔭權說「民主暴政」時，感到相當反感，可是越發不得不承認，這句衝口而出的話，還是有幾分道理與見地。每本書在直至付梓前的一刻，也會隨時被推倒重來。可是西九龍文化區可以多等五六年，一本書能否脫期一天半天？

　　當每個人也當權，便沒人作主；當每個決定也是集體決定時，便沒人需要負上責任。當每個人也當這裡是家時，這裡到底是誰的家？當大伙兒走錯了方向，我們又能有多少個魯迅來振聲吶喊、撥亂反正？

　　民主不是人人作主，而是我們有權利決定由誰人作主，也有義務去相信作主的人。

剪歷史的人

　　當一段往事充滿感情，就是每個指節都佈滿了神經，無論怎麼剪，都會把人割得鮮血淋漓。六十年的路，沿路風光各有喜好，你愛花香撲鼻，我愛星照夜途。在還未蓋棺定論的今天，我們到底為誰來編這一部歷史？

　　為機構編一部歷史，總讓人感到戰戰競競的無力，尤其我們還沒有誰有一錘定音地的權柄。我們還在摸索、還在發展，還在各自表述。早在接手這本紀念特刊之始，我便明白到，無論這本特刊怎麼編，都總會叫一部分人失望，在遠未聽到掌聲以前，我們便要有為這本書「擋箭」的準備。

　　對於將半世紀奉獻給機構的人來說，記憶處處鮮明，每一步也感受良多。那一段段再苦的往事，他們也都再三回味。誰又忍心取去他們手上的苦杯，告訴他們往事已矣。當圍繞着他們膝下，聽他們細說辛苦往事的聽眾日稀時，我們又是否忍心輕輕喚醒他們閉起了的雙眼。

　　這陣子總想起劉知幾所說的史才、史學與史識。縱然我們翻遍了保存下來的文獻資料，落力構思駕馭史料的方法，我們依然距離真正的史才與史學太遙遠。就連史識，也在我們面對別人的論斷時動搖起來，然後逐漸流逝。

　　越發不明白，到底我們是在為機構編一部歷史，還是在為活在其中的人編一部歷史？如果只能讓經歷其中的人會心微笑的往事，又是否算得上是一部歷史？

　　也許無論是歷史的本身還是歷史的剪輯，從來也充滿紛爭。

　　
　　

始於失焦

出發前朋友總勸說不要計劃太多，不要花盡氣力要掌握一切，因為途中所遇的每件事也是經歷。我也深怕這個假期會給計劃毁掉，出發前便許下了「用七天時間，忘掉計劃，學會享受」的願望，算是跟自己達成的妥協。

還是食言了。從家中出發到火車站的一路上，心中不知暗暗盤點了隨身物品多少次：証件、錢包、電話、地圖、酒店訂單、鑰匙、葯品…..還要致電給遊伴：「回鄉証過期了沒有？」安躺在直奔海南的列車，我卻在腦中重溫行程：要怎麼從火車站到酒店，又要怎樣從海口到三亞，到三亞以後甚麼時候到哪裡吃海鮮，甚麼時候才去買手信？

叫我緊張的，還有海南的海。我愛沙灘，但害怕海。無邊無際的海，讓其他人感到自由奔放，卻讓我感到惘然恐懼。從廣州到海口，列車要橫渡琼州海峽，可海峽沒有橋樑、隧道貫通，所以整列火車便要乘船渡海。進船前我便開始猶豫，想像海上的顛簸，害怕大海的喜怒無常。日出時份，列車開始渡海，出乎意料的平穩。我走到車窗看看海，陽光是睡眼惺忪，大海則溫柔嫵媚，寧靜而包容。

列車渡海後再行駛約十分鐘，便到了我們第一個目的地海口。海口火車站帶點熱帶風情，迎面而來充沛的陽光摻合陣陣海風，總能搏來遊客一個滿足的微笑。甫走出火車站，又再讓我緊張起來。一眾司機努力拉客，紛亂中我們只懂搖着頭向前走。最後卻登上一輛公共巴士，因有固定路線和價格。

到了酒店房間，倒頭便睡去，醒來後到沙灘走走，然後又在泳池旁的躺椅睡着了，睡覺還是最好的放鬆方法。夜了隨便在酒店逛逛，走到酒吧，選了張憑欄的餐桌，一覽無遺的泳池沙灘、雲淡風輕的夜色，還有現場樂隊的歌聲。

然後，我發現我在笑，漫無目的地笑着。一路上想讓自己放鬆卻不得要領，原來只要一杯Gin tonic、一首菲律賓歌手唱的上海灘，就能讓我笑得如此輕狂。海邊的國度，總有一種輕狂的氣味。也許，海南就是有種叫人迅速失焦的魔力，讓眼下世界變得朦朧，也變得曖昧。

我想，我已開始了我的海南行。

計劃

　　從小時候老師教我們制訂溫習時間表起，我便學會了計劃。到現在任職編輯，仍然離不開內容大綱及工作日程。我怕混亂、怕脫期、怕麻煩、怕變動、怕爭拗，所以很依賴計劃。這種對計劃的依賴源於對安全感的渴求、對周遭事物的不安，還有對冥冥中未知的將來的恐懼。

　　就像在七色瓦片鋪成的路上，腳只能踏在藍色瓦片上一樣，每走一步，都得沿着那預設了的腳印。每晚躺在床上時要計劃明天的行程、乘車上班途中要先整理一下待辦事項、突如其來的邀約會讓我猶豫、寫一篇網誌要先擬段落大綱，就連以放鬆為目的旅行也會成為我這種人的夢魘。千篇一律的旅行團不合自己的計劃；自助遊又叫人擔憂不安，然後又是被旅行計劃累壞。我便是缺少了遊者所必須的輕狂與率性。

　　走着走着，越發忘記了是在按着自己的意願走，還是被計劃牽着走。計劃成了一堵安全網，也成了園囿，讓我多了一份免於徬徨的安心，卻少了一份無心插柳的喜悅。我沒想過要起飛，甚至害怕飛行，就連追尋夢想也要踏踏實實、一步一步。

　　計劃本來就是讓路更好走，可是太懂計劃的人，偏偏就是不懂得起步。

校長尊榮背後的邏輯

　　最近一齣描述法庭個案的電視劇《老婆大人II》惹來新界校長會的不滿，原因是劇中有關小學校長嫖妓後不付錢、後遭搶劫金錢的劇情，被指醜化校長。校長槓上電視劇，兩個不大相干的界別，原來也有交集的時候。本來是花絮式新聞一宗，可是背後卻隱含着校長會兩個相互矛盾的邏輯：一、「你有創作自由，我有投訴自由」－－自我權利的膨脹。二、校長尊榮不可侵。

　　動輒投訴的風氣，當然受益於教育水平的提升市民懂得如何保障的自己權益，可是品性修養水平追不上權利意識，自我權利無限擴大至天下萬物，稍一不順眼便要投訴。這可說是社會的進步，但同時也是個人品德的衰落。這種自我權利的膨脹與追求人人平等的本意相違背，也就是離「平等」這個維權根本越來越遠。進一步說，校長會說的「投訴自由」本建基於沒有特權的平等，可是校長會的第二個邏輯卻是要強調校長的尊榮與特權。

　　新聞報導中個別神職人員侵犯小童、某某校長非禮女教師、某某教師與未成年學生性交，甚至連某某總統也會貪污受賄。然而我們不會認為所有神職人員都會侵犯小孩、所有校長都會非禮女教師，這是一個稍有邏輯思考能力都明白那些個案只是害群之馬，不會以偏概全。可是校長會低估了市民的思考能力，反希望「以全概偏」，建構出一種「校長尊榮」來否定了個別事件的客觀存在機會，就是典型的以貌取人，以個人的身份地位作為判別是非對錯的依據而非客觀事實：所有校長都不會嫖妓，連說說都是醜化。區區一個嫖妓小學校長的角色卻觸動了校長們的神經，從中可看到現實上校長尊榮的沒落與他們對此感到憂慮。

　　電視劇是最通俗的文化媒介，打破典型階段與固有觀念不失為一個有效的教育手法，讓觀眾學會多角度分析事物與人物，不要以貌取人，不倨不恭，才是平等維權的基礎。現實一點說，也讓市民不要因別人的身份而輕信，讓大家懂得保護自己。

　　托爾斯泰《復活》裡的男主人公因贖罪願意放棄自己的財產與貴族身份，不代表當時俄國所有貴族都有所覺悟；《圍城》中錢鍾書諷制留洋買學位的方鴻漸，也並非醜化所有留學生。古往今來，自東至西，多少皇室貴族、社會名流階層也是文學戲劇所揭示的對象，將固有觀念陌生化，是創作的永恒追求。

　　一個窒礙多元思考的校長，與一個嫖妓不付錢的校長，同樣叫人心寒。

別再販賣他們的傷痛

　　一年過了，我們仍沒忘記：我們還在默哀、我們還會籌款、我們還有大匯演。只是一切已經變了樣，沒有了那份突如其來、帶點不知所措的惻隱，大家開始懂得盤算。

　　在地震發生不久，四方忙成一團自發演出，沒有籌備、沒有計算，雜亂簡單中我們看到救人於水火的焦急與熱誠。可是現在電視台製作的所謂「再現關心」，打正旗號是某某電視台的節目，彷彿連救災有高與低、慈悲也有大與小之分。刻意安排一大堆「明星」站台唱幾句歌、喊幾句勵志口號、身穿某某品牌贊助的恤衫，台下還要滿佈各個明星名字的閃光燈牌。

　　節目請來幾位災區受助人分享，主持人卻要裝上機械手的孩子舉起義肢開合開合，還要叫雙小腿截肢的女孩站起來走幾步給各位看。本來較有意義的志願機構分享，也要變成機構負責人表演急口令，為要省下時間讓給明星唱歌。

　　災後一周年，世界各地的鎂光燈聚焦災區，在鏡頭前竭力安排災後的倖存者展示現在生活的美滿：設備先進的新校舍、模範的新城填、媲美九寨溝的堰塞湖，還有處處組織起倖存災民作表演。將整個震災抽象昇華為眾志成城的勝利與未來的憧憬，卻省略了人禍天災的教訓與受難者的傷痛。

　　一年過去了，大家都說我們未忘承諾，可是承諾總是出於自發自願，施恩也從不望報。別再販賣倖存者的傷痛，讓他們過著平常的生活，就是撫平傷痛的最佳良藥。

十五年後

　　每每回憶童年的日子，便感到那種漫長得像永遠的簡單。可是到了十五年後的今天，當我再遇上那群人的時候，便發現日子已流得很遠，小時候的記憶就是雙手捧著的沙，指隙間逐少逐少地失去，並非一直所想的恒久。就是對於小孩來說幾乎就是所有的小學生活，也被割斷成零碎不堪的感覺與情景。

　　好像善忘的只有我，同學們指著班照中的小人頭，逐一數出他們名字－－只有小學同學才會直呼別人的全名，我開始懷疑這個童年是否就是我的童年。十五年，是一個多大的缺口，隔著個開眼看凡塵的日子、隔著個初生之犢不畏虎的日子、隔著個頭破血流忙著療傷的日子。十五年後的今天，還留下甚麼能讓我們認出彼此就是一起站在小禮堂裡，雙手捧著一卷由白紙裝成的畢業證書拍畢業班照的人。

　　在數個小時的相聚，我們可以完全陷入小學的時光，在當年再尋常不過的事情，到今天也能讓我們放聲大笑。我們依然記得誰比較頑皮、傳聞中的失竊事件、手不可以過界、鈴聲響起後不能再動，甚至誰曾暗戀誰，只有在一起回憶時，才感到那份熟悉、親切。那是一段鮮為人知的生活與默契。

　　如果「回憶」是唯一讓我們認出對方的身份證，那麼「現在」便是離婚證書，各自走了十五年的路，讓大家驚訝於彼此的疏離與差異。曾經熟悉，卻讓彼此更陌生。在童年生活中熟悉的人，在現在生活中卻是不太敢唐突攀談的陌生人。

　　十五年前的童年幾乎每天都在一起過，十五年間的成長各自上路，十五年後的今天我們再聚頭。然後呢？

陰晴圓缺

　　那熙熙攘攘的街道上，光彩奪目的廣告燈箱像剛完成環遊世界的行李箱上的標貼，斑斑駁駁地貼滿整條街道。馬路的一旁是一堵攀滿藤蔓的護土牆，另一旁是一列明亮潔淨的商店。在店舖叫賣聲與車輛按號聲中，一名老婦靜靜地蹲坐在轉角狹長的巷子。微黃的街燈使她顯得比原來更瘦小，雞爪般的手拿着一張被廢棄了的單張，右手則執着一枝藍色原子筆，輕輕柔柔地逐筆描着一朵花。

　　儘管紙上的那朵花是藍色的，但你我也知道，這並不是它原來的顏色。它之所以變成了藍色，是因為要配上那朵花背後的藍調幽怨。

　　老婦是曾與白流蘇、方鴻漸活在同一個時空的人。不知可幸或不幸，她的故事沒被鑄成傳奇，也沒有被放在紙上給諸位看官看過一清二楚。她的故事只有流落到街頭的一張廢棄傳單上。

　　那朵花是甚麼顏色、甚麼品種，她已忘記了，只記得花的重量──足以把一生都給壓下去的重量。她見到那朵花的時候，是她仍有名字的日子。

　　「少愛──」昌哥羞澀地把花遞到少愛面前。少愛一時不知所措，頭也不抬便一手接過花朵，把它埋在手上成捆的稻穗裡，一手仍舊拿着鐮刀收割。成親兩個多月了，已有了夫妻之實，然而這頭一遭的心靈交流，足以讓他們心顫地沉默了半天。順德水鄉不同於北方的大草原的無邊無際，水稻田像摔破了的鏡子，一口口田散落在河邊，閃閃星輝，由一條小河銀帶把散落的稻田與村子串連起來。一整天在那口田裡你閃我躲，少愛好不容易熬到了日落回家的時候，她怕回家惹人笑話，便在回家的船上把花拋進小河去，要是她知道這已算是她和昌哥之間最浪漫的事情，她也許會細心看清楚那朵花的顏色，嗅嗅花的氣味。田裏的夫婦大都沒經歷過戀愛的，昌哥與少愛也是一下子便成了至親的人。他們彼此再沒有提起那朵花，然而，那授受之間已隱含了默默的承諾。在少愛接過那朵花以後的一年，她誕下了男嬰，說是一索得男的福氣──福氣，就是日復一日的簡單地過着日子。

　　「婆婆，這些給你的。」店員把一箱子的廢紙捧給老婦。老婦只微微點頭，緩緩地接過沉甸甸的紙皮箱，放到手推車上，再把廢紙用繩索捆成一扎。在被她當成稻穗捆綁的廢紙堆中，一張報章斗大的標題是：「南京大屠殺70周年全城哀悼」。老婦不認得字，所以她不能細讀上海、南京與香港的淪陷史，她再次低頭一筆一筆細描着她與順德的經歷。

　　在少愛的一生中，只有1938年是確切得揮之不去的。1938年以前的日子，是簡樸單純得十年如一日，沒有紀年的必要；1938年以後的日子，卻是把人折騰得度日如年，她只能忙着應付生活。

　　1938年，就是那朵花出現以後的第三年，就是她孩子剛學會走路不久、牙牙學語的那年，也是她孩子給日本投下的導彈炸死的那年，她全身喜怒哀樂的神經也同時給炸得支離破碎了。她跌坐在倒塌的房子前，看着那焦黑的坑洞，連應該抱着甚麼痛哭也找不到的時候，昌哥摟着她的肩膀：「不要哭了，我們還年輕，以後再生一個吧，我們來日方長。日本軍已打進廣州，同鄉都打算逃到澳門、香港去，我們到香港去吧！」

　　他們先逃到澳門，往澳門的路上卻又遇到轟炸，他們便失散了。少愛隻身到了澳門，寄住在同鄉歡姐家，以幹散活為生。同室歡姐的丈夫在順德已去世，也是獨個兒逃到澳門去。少愛除了上班外，其餘的時間便到處尋找昌哥；她的生活中，除了尋找，便是等待。在澳門生活了兩年，日子卻一天比一天捱不下去。歡姐勸說少愛一同在香港去，畢竟香港地方大，同鄉也多，找人找事也方便一點，起初少愛也肯不依，後來還是覺得歡姐說的有道理，澳門才多大地方，找了兩年也找不到，昌哥準是先到香港去了，所以也就答應歡姐一道到了香港。

　　到香港未滿一年，歡姐便與一個同鄉再婚，少愛也找到一戶香港人家當寄住家傭。誰知一兩年後，香港便淪陷，戰時的日子是每個像少愛活到這個年紀的香港人同樣經歷的事，屬於大夥兒的悲哀，誰也沒有特別悲傷的資格，憶述時也只能以敘述歷史的客觀口吻。大家過着的東閃西躲的日子，學會了囤糧、學會了走防空警報、學會了隨時與身邊人別離，也因為害怕失去，人們學會了不再擁有太多。

　　在香港光復以後，大家都忙於尋找戰時失散了的家人，男的尋妻子，女的尋丈夫。過了一段日子，舊的找不著，也都紛紛找到新的妻子與丈夫。少愛沒有再婚，因為她相信她的丈夫沒有死去，而且總有一天昌哥會找到她，或是她會找到他的。因為她相信，所以沒有放棄；找尋成了她的信念，莫名地堅定壯大起來。

　　「原來你真的沒有死去。」少愛邊描着那朵花，邊喃喃自語。這個消息是她渴求已久的，但她知道這個消息的時候，昌哥卻真的已經死去了。在那朵花重現紙上的前兩天，歡姐才把昌哥的消息告知少愛。

　　「他當時沒有死去，到了香港後找不到你，便再娶了個妻子，生了幾個孩子。昌哥在順德的家人也早已四散，他也沒有回鄉，直到去年去世，遺願是下葬家鄉順德，所以妻子兒孫便帶着他的骨灰回到順德去。拖男帶女的，也算是兒孫滿堂的了。」

　　少愛低着頭，老得矇矓了的雙眼無焦點地盯着指頭。

　　歡姐見她不語，便又道：「少愛，要是你早聽我的主意，再嫁給老李的話，現在也不用活成這個樣呀，至少兩腳一伸，也有人擔幡買水。」

　　老婦看了看紙上的花朵，卻是那麼的陌生，她竭力地回想昌哥的面容，竟是那麼模糊。昌哥的面容倒不及小少爺的確切可及，畢道老婦在東家當了數十年的女傭，可是後來也移民美國去，東家去了，也找不來西家工作。她越發弄不明白那朵花是否真的存在過，便試圖把它繪畫出來。到頭來是那麼空空如也，甚麼都不算甚麼的了。

　　她該微笑，因為她所相信的沒有錯，昌哥真的沒有死去，而且生活過得很好，只是好日子沒她的份兒；她該哭，因為她的唯一的丈夫剛去世了，卻是她這個元配髮妻連在他靈前服素大哭的資格也沒有；她該怨，因為他沒有把她尋回來，可是連怨罵的對象都沒有了；她該恨，恨那個奪走昌哥的女人，但她明白那女人並沒有從她手上把昌哥搶過去。老婦的神經早就給炸斷了，哭甚麼？恨甚麼？

　　一筆一筆──如果她知道這麼多年來後，她在他身上所擁有的就只是那朵花的話，她會牢牢記緊它的顏色與氣味，細細數算着它有多少片花瓣；如果他在戰爭中死去，她便可以心安理得地找個人再嫁；如果他現在還活着，她可以理直氣壯地走到他跟前，讓他內疚虧欠了她的一輩子；如果她知道他早已另娶再婚，她便可以不懷着那累人的希望活下去。如果──世上最折騰人的便是如果。

　　「來日方長、來日方長，真的夠長的了。」老婦默默唸道。

　　年年花開歲歲花落，老婦只是描着那朵藍色的花。月盈月虧自古恒常，人們卻託付了太多愁思。街上的店舖陸續地關門，廣告燈箱也隨之熄滅，照着老婦的街燈依然長明，整個城市彷彿靜了下來，好讓她描完這朵花，描完她的這生。

我們還能失去甚麼

　　由出生開始，我們的世界一天比一天擴闊，擁有東西也越來越多，由只需要一瓶奶、一個抱擁，然後因一顆糖果破涕為笑、為了一台搖控車興奮上半天，再然後欲望延伸，成為生活的動力。

　　又從童年開始，我們不斷在流失些甚麼。因為擁有，所以失去。由打翻了一杯冰淇淋開始，我們明白到失去的滋味，因此我們需要遺忘。我們失去的太多，甚至小孩的嚎哭也失去了。

　　直到像生洋葱那樣一片一片地剝去外殼，淚水啪噠啪噠地落在衣襟落在地上，我們才赤裸裸地看到自己，我們再經不起失去些甚麼。原來我們還未失去或喜或悲的淚水，我們還未失去既好且壞的回憶。

　　就因為失去些甚麼，我們才懂得在忙得喘不過氣的生活裡停下來，凝看那雙腫紅了的眼眸；就正因為失去，我們才懂得在紛擾難斷的爭執中抽身出來，抱緊消瘦了的身軀。

　　無論好的壞的也要一起過。我懂得疼惜自己，只為愛護你，因為我們已不能再失去些甚麼。
　　

還未學懂

　　受了這麼多教訓，本以為我已練就收放自如的內勁。可是愛人從來未滿，我還是失了方寸，還未學懂自招難堪的道理。只好翻起了五年前歷練下自我寫成的「心法」日記，看看能否自渡。

　　「誰說兩個人不能買兩張同樣的唱片？誰說兩個人要一起同渡每種悲喜？誰說兩個人要分享生活個細節？誰說......誰說兩個人永遠走在一起？」

　　「很多時候當我問一個問題，我並沒想過要得到甚麼確切的答案，我要的更多是一個來自你的肯定－－一個在你生活之內的肯定。可是得到的，卻又更多是一個又一個的否定。」

　　「只要我不再問問題的話，其實我們就不會出現任何問題的了。」

　　「為自己留下一寸自己，讓愛人永遠欲求不滿，彷彿這才是關係得以長久的秘訣。」

　　「時時說自己甚麼都不想要，只要一個感覺，這就可見我的貪念，我要的卻是一切。」

　　五年前的日記，沒能為我渡過五年前的劫數。今天再看，依然驚訝於當年自省之深刻，可是這五年來原來我還未學懂些甚麼。也許，我學懂的只是逃離療傷的本領，我會在遍體鱗傷之先，走到一個風和日麗的地方去，然後繼續記下我的心法，為下一個劫做好準備。

這裡的眼淚特別多

　　曾聽說過這樣的一句話，大概是：「人的手上有五個球，是代表家庭、情侶、健康、朋友及工作，除了工作這個球是用橡膠製成，其他四個也是玻璃球。」意思就是要大家要小心呵護家庭、情侶、健康及朋友，稍一不慎便會覆水難收；而工作是橡膠球，有起有伏，倒不用太過在意。

　　就是帶着這樣的想法，開始走進這間辦公室，彷彿與這裡的關係是最典型的「合則來，不合則去」，也用不着放下太多感情。然而，在這個辦公室裡面，我卻感到比別處都多的眼淚。記得初入職時的一位伙伴，常因工作安排與同事關係而哭。開始的時候，我還會勸說一兩句：別因工作讓自己情緒起伏太大；及後，我便勸說同事離職，因為人生不只工作，而且在外是天空海闊。

　　到今天，我依然會看到同事在哭，有的是為了萬分無奈，有的是為了「恨鐵不成鋼」，有的是為了抒發不平。我漸漸明白到，眼淚有多重，就代表你對這個機構投入的感情有多重。這一滴滴眼淚，總是蘊含了太多的無奈與委屈。

　　想到這滴眼淚中的情，我就反省到自己對舊伙伴的說話有多殘忍。像電台主持勸說人家離婚般，我漠視了她對這個機構的感情與植根。現在見到同事在哭時，我會說一兩句話，讓對方明白，我們也走過這一步，彼此並非踽踽獨行，而每滴掉下的淚也值得肯定。畢竟我們還年輕，涉世未久，我們還以與朋友同學的方式來跟同事相處，也引來了很多喜怒哀樂。

　　也許這裡的眼淚特別多，到了別處後，眼淚是沒有了，情誼也沒有了。無論在何處，到底是編者仍要懂得流淚，我們還要被文章感動、要為不平事發聲，也要為合理事堅持。

站在附近

當我依然帶着那份驚愕與不知所措躲在暖和的被窩裡時，你卻仍在外哽着眼淚四處奔走着。從你顫抖着的聲線，讓我親身感到那份心如刀剖的痛，在我仍在腦裡搜索安慰字句時，你又已獨自重新上路。在這種時候，你永遠比我堅強與能幹。

我沒甚麼能耐，只能默默地等待。若果可以的話，我希望能像「聖鬥士」般，將我的小宇宙全都傳送給你，讓你在外面多一點溫暖。未來的日子，不知是長是短，也許都不好走。我的一張利嘴，在這個時些時候往往失語，看過很多慰藉的話語，也沒能記起一句。彷彿所有感官系統全都失靈，卻只能感到你感到痛楚。然而，在你向前走的時候，我會走在你的身後；在你停下喘息時，我會站在你附近。

走到這裡

　　有些路，只能一個人走。路，也只有一路走來的這一段。

　　直到從小的伴兒出嫁時，我才驚覺我們已走到這裡。我們到了不得不為自己打算將來的日子，開始有了各自的生活計劃，各自的盤算，也自歸自地顧慮著。

　　就這樣，姐已出嫁快兩個月，婚禮出乎意料的順利：媽出乎意料的未有哭成淚人、爸出乎意料的未有喝過酩酊大醉，我也出乎意料的未有感到「脫苦海」的喜悅。我們過去廿多年的日子說不上是相親相愛地過，然而四份一世紀以來的爭執，煉就我們知彼知己的默契。

　　就是這樣淡淡地過去了，以後的日子相信我們沒有相爭的機會，我們會更懂得表達自己的關受與體諒。我跟她不是情侶，所以我們下半生不用一起生活；我跟她不是朋友，所以我們不會間中來電相聚通宵談一回天。也許，我們以後的見面更多是出於父母或節慶的原故而聚頭。

　　她以後的事情自有她的另一半為她打點的，所以後知後覺的我在婚宴前夕，才著急地要為她多作一點點事。

　　走到這裡，過去是明明白白地踏實走過，確切得有點模糊。彷彿跟這個世界脫了節，周遭的人成家的成家，創業的創業，我卻還是剛剛上路的模樣，那麼落後無知。過去的日子及眼前的日子，就是張愛玲在《對照記》結語中所描述的那樣：「悠長得像永生的童年，相當愉快地度日如年，我想許多人都有同感。然後崎嶇的成長期，也漫漫長途，看不見盡頭。」

　　只是不知道我們到了中晚年的時候會否也感到：「然後時間加速，越來越快，越來越快，繁弦急管轉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遙遙在望。一連串的蒙太奇，下接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