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桌上的民主

　　不知算不算是幸運，連五十萬人上街也未能爭取到民主，卻能在我小小的編輯桌上得以充份體現。「圖片不夠感覺」、「顏色不夠特別」、「感覺不太良好」......每個人的意見都要重視，每個人的意願也要尊重，可是誰都不會一錘定音，然後，繼續問問別人的意見。

　　不單「人如其文」，評論文字也是人人說感覺，千百種修為千百種理解。堂皇莊嚴，淡雅澹泊，各有喜好；人云亦云，也不一定是擲地作聲。也許政治還能妥協協商，偏偏文字工作難以將就將就，白紙黑字、是邪非邪，絕不含糊。

　　出版工作是在看不見實體產品下，拼命趕著進度，別人總以為時間很多，可以一拖再拖。在這張未能一錘定音的編輯桌上，總在死線以前收到更多天南地北的意見。記得第一次聽到曾蔭權說「民主暴政」時，感到相當反感，可是越發不得不承認，這句衝口而出的話，還是有幾分道理與見地。每本書在直至付梓前的一刻，也會隨時被推倒重來。可是西九龍文化區可以多等五六年，一本書能否脫期一天半天？

　　當每個人也當權，便沒人作主；當每個決定也是集體決定時，便沒人需要負上責任。當每個人也當這裡是家時，這裡到底是誰的家？當大伙兒走錯了方向，我們又能有多少個魯迅來振聲吶喊、撥亂反正？

　　民主不是人人作主，而是我們有權利決定由誰人作主，也有義務去相信作主的人。

剪歷史的人

　　當一段往事充滿感情，就是每個指節都佈滿了神經，無論怎麼剪，都會把人割得鮮血淋漓。六十年的路，沿路風光各有喜好，你愛花香撲鼻，我愛星照夜途。在還未蓋棺定論的今天，我們到底為誰來編這一部歷史？

　　為機構編一部歷史，總讓人感到戰戰競競的無力，尤其我們還沒有誰有一錘定音地的權柄。我們還在摸索、還在發展，還在各自表述。早在接手這本紀念特刊之始，我便明白到，無論這本特刊怎麼編，都總會叫一部分人失望，在遠未聽到掌聲以前，我們便要有為這本書「擋箭」的準備。

　　對於將半世紀奉獻給機構的人來說，記憶處處鮮明，每一步也感受良多。那一段段再苦的往事，他們也都再三回味。誰又忍心取去他們手上的苦杯，告訴他們往事已矣。當圍繞着他們膝下，聽他們細說辛苦往事的聽眾日稀時，我們又是否忍心輕輕喚醒他們閉起了的雙眼。

　　這陣子總想起劉知幾所說的史才、史學與史識。縱然我們翻遍了保存下來的文獻資料，落力構思駕馭史料的方法，我們依然距離真正的史才與史學太遙遠。就連史識，也在我們面對別人的論斷時動搖起來，然後逐漸流逝。

　　越發不明白，到底我們是在為機構編一部歷史，還是在為活在其中的人編一部歷史？如果只能讓經歷其中的人會心微笑的往事，又是否算得上是一部歷史？

　　也許無論是歷史的本身還是歷史的剪輯，從來也充滿紛爭。

　　
　　

始於失焦

出發前朋友總勸說不要計劃太多，不要花盡氣力要掌握一切，因為途中所遇的每件事也是經歷。我也深怕這個假期會給計劃毁掉，出發前便許下了「用七天時間，忘掉計劃，學會享受」的願望，算是跟自己達成的妥協。

還是食言了。從家中出發到火車站的一路上，心中不知暗暗盤點了隨身物品多少次：証件、錢包、電話、地圖、酒店訂單、鑰匙、葯品…..還要致電給遊伴：「回鄉証過期了沒有？」安躺在直奔海南的列車，我卻在腦中重溫行程：要怎麼從火車站到酒店，又要怎樣從海口到三亞，到三亞以後甚麼時候到哪裡吃海鮮，甚麼時候才去買手信？

叫我緊張的，還有海南的海。我愛沙灘，但害怕海。無邊無際的海，讓其他人感到自由奔放，卻讓我感到惘然恐懼。從廣州到海口，列車要橫渡琼州海峽，可海峽沒有橋樑、隧道貫通，所以整列火車便要乘船渡海。進船前我便開始猶豫，想像海上的顛簸，害怕大海的喜怒無常。日出時份，列車開始渡海，出乎意料的平穩。我走到車窗看看海，陽光是睡眼惺忪，大海則溫柔嫵媚，寧靜而包容。

列車渡海後再行駛約十分鐘，便到了我們第一個目的地海口。海口火車站帶點熱帶風情，迎面而來充沛的陽光摻合陣陣海風，總能搏來遊客一個滿足的微笑。甫走出火車站，又再讓我緊張起來。一眾司機努力拉客，紛亂中我們只懂搖着頭向前走。最後卻登上一輛公共巴士，因有固定路線和價格。

到了酒店房間，倒頭便睡去，醒來後到沙灘走走，然後又在泳池旁的躺椅睡着了，睡覺還是最好的放鬆方法。夜了隨便在酒店逛逛，走到酒吧，選了張憑欄的餐桌，一覽無遺的泳池沙灘、雲淡風輕的夜色，還有現場樂隊的歌聲。

然後，我發現我在笑，漫無目的地笑着。一路上想讓自己放鬆卻不得要領，原來只要一杯Gin tonic、一首菲律賓歌手唱的上海灘，就能讓我笑得如此輕狂。海邊的國度，總有一種輕狂的氣味。也許，海南就是有種叫人迅速失焦的魔力，讓眼下世界變得朦朧，也變得曖昧。

我想，我已開始了我的海南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