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甚麼要寫？

每每遇上初相識的人得知我從事文字工作時，便會露出一個驚喜的笑容，然後是隱含「能人所能不」的贊嘆，接着一般社交場合由職業工作切入的話題戛然而止，因為所有關於待遇福利、前景發展等問題均會變得無以開展。不要以為跟編輯談書就是最好的話題，正如我不會跟名設計師談時裝一樣，社交話題總要旗鼓相當才能恰如其份地演進下去。


不像電影般摻雜着流行與娛樂，寫作成了一件絕對的孤身作業，不在某程度上自我封閉不能成其事。於是人們腦海中的文字工作者都夾着一種Bohemian與Hippie的氣味，他們的工作就是坐在面朝陽光的大窗前，或是坐在優雅的咖啡店內，邊呷着Cappuccino邊流麗輕快地敲着鍵盤。如果寫作真是閉門造車，那麼他們只感知到開門後車駛出來的光亮。人們難以想像有不喝咖啡的作家，一如難以想像很多作家連一張像樣的書桌也沒有。


既然待遇不好、前路茫茫，活得又不夠優雅自由，哪為甚麼要寫？這便是如果社交場合相識的朋友能有進一步交談的話，通常都會問到的問題。有過不少採訪經驗，故交談時不免慣性猜想問題要點，然後盡量給與一個得體而又能啟引下文的回答。可是第一次聽到別人問我時，卻呆住了，搜索良久後只回了一句：「也不為甚麼。」大概這是提問者最感沒趣的一個回答。

奇怪的人做着奇怪的事

很難叫人相信，有人願意付上數佰元，換來一個要培訓數十小時、捱更抵夜做義工的機會。

很難叫人相信，鋪天蓋地的輔導服務、出版十二萬冊的書刊，背後只有數名全職員工支援，難怪投訴者一開口便會罵：「你地咁大間機構！」

很難叫人相信，同事會為了未能幫助服務使用者而流下淚來，還要是一份underpaid的人工。

很難叫人相信，前線輔導員會因承擔了太多求助者的眼淚，一個個如傷兵般被隊友攙回後防，復元後又再次挺起胸膛走進熱線中心，迎接一浪浪的電話攻勢。

數年來，站在放榜前線的輔導中心，我冷眼看着這班奇怪的人。工作上私底下，跟不同的義工聊起服務，總離不開一個「傻」字。傻傻地接觸這個機構、傻傻地參加服務、傻傻地留了下來、傻傻地想做得更多。二十九年的聲名顯要，背後就是多少學子的期望、多少「客人」的責難，還有多少個奇怪人的傻勁。所以早前同事撰寫一段服務回顧，我起了一個奇怪的小標：「奇怪的人做着奇怪的事」。

一直很害怕那份傻得可怕的煽情。可是眼看着一個同學因朝令夕改的制度而弄至崩潰時，那份奪眶而出的無奈還是叫我不知所措。當我仍膠著在無力感時，身邊那位同事還未拭掉眼淚便已打開熱線中心的門，回頭笑着跟我說：「唯有努力幫助更多的同學。」我這才明白，只有靠一份近於天真的傻勁、一份近於煽情的鼓勵，我們才能在滿目瘡痍的會考戰場上繼續工作下去。流淚只因他們全心投入，傻勁只因他們不作計算。

以往總盼着中六學額快點滿額，因為收生階段完結代表工作告一段落。今年心情隨着各區學額下跌而沉重，代表這班「末代會考生」又少了一個機會，就像每顆流星都是一個人逝世的傳說。下雨也罷，放晴也罷，總覺得累壞了同學家長，然後不自覺向進門的同學家長奇怪地笑說一聲「辛苦了」。

也許這份傻勁，便是把我留在這裡四個年頭，卻又說不出口的理由。

我為理想

「我為理想」比得上「我為卿狂」般肉麻的一句。有時候追逐理想真如追求愛情一樣，那麼倏明倏暗，若即若離。從來只存在於小說人物身上的為愛而活，縱有懷疑也心存盼望。然而，人們卻慣於使用更否定與諷刺的語氣去述說別人的理想。

在這個理想可以複制量產的年代，理想早就被扭曲成「生活無憂」的代名詞，置業買車便是而立之年的普遍成就。褪掉理念的理想，被異化為社會價值的衝量標準，是得是失，毫不含糊。人人努力把自己的花園打理得花木扶疏，越發看不過鄰家的園地還是一遍蕪雜。我沒想過改變別人的眼光，只求不被社會改變自己的標準，畢竟面對橫逆已花光力氣。

別計較戀人口中的「一生一世」，敢於盼望敢於相信，當下已下天長地久。也別問我收成是甚麼，理想從來不是靜止的成果，而是一種流動的生活態度，永遠到達不了的彼岸，更似是海市蜃樓－－沒有實體存在的存在。沒有人會追問天長地久有多長久，也請別追問理想有多理想。

總覺得責罵別人沒家教的人最沒家教，因為每個人的言行應由自己負責；總覺得訕笑別人理想的人最為可笑，因為顯出他們的無知與局限。

生活可以不夠理想，但追求理想的權利卻不容放棄。在還可以選擇生活而不只是生存的年紀，沒甚麼比用舒泰購買永不保值的理想來得奢侈。讓自己在一個可以不知羞恥地大喊：「我為理想」的地方待下去，再狹小的錐地也是海闊天空。

當我發現這些的時候......

當才華成了無用的代名詞，
當理想成為貧窮的引子。
自己的否定比別人的來得可怕，
懷疑自己比燃點香煙更沉默。

我沒有缺少句讀的憤怒長段，
只有潰不成段的悲哀。

人總被失落推得勇往直前。
未來，就是從太子一步一步走到佐敦的無言。
當我發現這些的時候，原來已花掉三數年。
當我發現這些的時候，只希望還不太遲。

不要執子之手 才能與子偕老

　　踏入適婚年齡，意味著即使自己尚未打算結婚，卻仍會陸續收到朋友同學的喜帖。喜帖上總少不了一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彷彿字裡行間滲透着比地老天荒更浪漫的意境，比海枯石爛更形象的情懷，有甚麼比偕老白頭更叫人心動的承諾？殊不知這段白頭之誓，背後總隱含一段生離死別。

　　「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出自《詩經˙邶風˙擊鼓》，全詩引錄如下：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從孫子中，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大概意思是主人公參軍南征，可是戰事綿延，歸家無期，回想當初生死離合中與伴侶許下執手偕老之誓，如今只能背棄諾言，哀痛歎息躍然紙上。從茫茫人海中相遇相知，卻因大時代而分離，再不忍、再不捨，一句「執子之手，與子偕老」潛台詞卻是「永別」，天下間生離死别的悽絕也莫過於此。

　　到張愛玲的《傾城之戀》，范柳原以半調侃卻不忘自憐的口吻，來解說自己不相信天長地久的愛情觀：「好像我們自己做得了主似的！」，進一步說明在大流離下，甚麼離合成敗也不由自主。即使是各懷鬼胎的柳原流蘇的結合，也得歸功於香港城的敗落，然而在看似大團圓的背後，說的卻是千百萬人的大斷裂，以及是「半點不由人」的無奈。

　　因為失去，我們才會刻意地執起對方的手；因為悲壯，我們才感到那份浪漫悽美。只是兩人相廝相守，不用時刻相對相執，就像千百對父母一樣，不說天荒地老，卻天天自然而然地守着對方。幸福，便是日復日的簡單。不用「山無稜，天地合」般壯麗的誓言，也可以「長命無絕衰」地與君相知。

　　祝願新婚朋友們，每一天也活得簡簡單單。

　　
　　

編輯桌上的民主

　　不知算不算是幸運，連五十萬人上街也未能爭取到民主，卻能在我小小的編輯桌上得以充份體現。「圖片不夠感覺」、「顏色不夠特別」、「感覺不太良好」......每個人的意見都要重視，每個人的意願也要尊重，可是誰都不會一錘定音，然後，繼續問問別人的意見。

　　不單「人如其文」，評論文字也是人人說感覺，千百種修為千百種理解。堂皇莊嚴，淡雅澹泊，各有喜好；人云亦云，也不一定是擲地作聲。也許政治還能妥協協商，偏偏文字工作難以將就將就，白紙黑字、是邪非邪，絕不含糊。

　　出版工作是在看不見實體產品下，拼命趕著進度，別人總以為時間很多，可以一拖再拖。在這張未能一錘定音的編輯桌上，總在死線以前收到更多天南地北的意見。記得第一次聽到曾蔭權說「民主暴政」時，感到相當反感，可是越發不得不承認，這句衝口而出的話，還是有幾分道理與見地。每本書在直至付梓前的一刻，也會隨時被推倒重來。可是西九龍文化區可以多等五六年，一本書能否脫期一天半天？

　　當每個人也當權，便沒人作主；當每個決定也是集體決定時，便沒人需要負上責任。當每個人也當這裡是家時，這裡到底是誰的家？當大伙兒走錯了方向，我們又能有多少個魯迅來振聲吶喊、撥亂反正？

　　民主不是人人作主，而是我們有權利決定由誰人作主，也有義務去相信作主的人。

剪歷史的人

　　當一段往事充滿感情，就是每個指節都佈滿了神經，無論怎麼剪，都會把人割得鮮血淋漓。六十年的路，沿路風光各有喜好，你愛花香撲鼻，我愛星照夜途。在還未蓋棺定論的今天，我們到底為誰來編這一部歷史？

　　為機構編一部歷史，總讓人感到戰戰競競的無力，尤其我們還沒有誰有一錘定音地的權柄。我們還在摸索、還在發展，還在各自表述。早在接手這本紀念特刊之始，我便明白到，無論這本特刊怎麼編，都總會叫一部分人失望，在遠未聽到掌聲以前，我們便要有為這本書「擋箭」的準備。

　　對於將半世紀奉獻給機構的人來說，記憶處處鮮明，每一步也感受良多。那一段段再苦的往事，他們也都再三回味。誰又忍心取去他們手上的苦杯，告訴他們往事已矣。當圍繞着他們膝下，聽他們細說辛苦往事的聽眾日稀時，我們又是否忍心輕輕喚醒他們閉起了的雙眼。

　　這陣子總想起劉知幾所說的史才、史學與史識。縱然我們翻遍了保存下來的文獻資料，落力構思駕馭史料的方法，我們依然距離真正的史才與史學太遙遠。就連史識，也在我們面對別人的論斷時動搖起來，然後逐漸流逝。

　　越發不明白，到底我們是在為機構編一部歷史，還是在為活在其中的人編一部歷史？如果只能讓經歷其中的人會心微笑的往事，又是否算得上是一部歷史？

　　也許無論是歷史的本身還是歷史的剪輯，從來也充滿紛爭。

　　
　　

這裡的眼淚特別多

　　曾聽說過這樣的一句話，大概是：「人的手上有五個球，是代表家庭、情侶、健康、朋友及工作，除了工作這個球是用橡膠製成，其他四個也是玻璃球。」意思就是要大家要小心呵護家庭、情侶、健康及朋友，稍一不慎便會覆水難收；而工作是橡膠球，有起有伏，倒不用太過在意。

　　就是帶着這樣的想法，開始走進這間辦公室，彷彿與這裡的關係是最典型的「合則來，不合則去」，也用不着放下太多感情。然而，在這個辦公室裡面，我卻感到比別處都多的眼淚。記得初入職時的一位伙伴，常因工作安排與同事關係而哭。開始的時候，我還會勸說一兩句：別因工作讓自己情緒起伏太大；及後，我便勸說同事離職，因為人生不只工作，而且在外是天空海闊。

　　到今天，我依然會看到同事在哭，有的是為了萬分無奈，有的是為了「恨鐵不成鋼」，有的是為了抒發不平。我漸漸明白到，眼淚有多重，就代表你對這個機構投入的感情有多重。這一滴滴眼淚，總是蘊含了太多的無奈與委屈。

　　想到這滴眼淚中的情，我就反省到自己對舊伙伴的說話有多殘忍。像電台主持勸說人家離婚般，我漠視了她對這個機構的感情與植根。現在見到同事在哭時，我會說一兩句話，讓對方明白，我們也走過這一步，彼此並非踽踽獨行，而每滴掉下的淚也值得肯定。畢竟我們還年輕，涉世未久，我們還以與朋友同學的方式來跟同事相處，也引來了很多喜怒哀樂。

　　也許這裡的眼淚特別多，到了別處後，眼淚是沒有了，情誼也沒有了。無論在何處，到底是編者仍要懂得流淚，我們還要被文章感動、要為不平事發聲，也要為合理事堅持。

退一步

　　人漸漸長大，我們是否仍願意相信：「退一步海闊天空。」

　　因着眼界所限，我們都只看到跟前咫尺之地，伸開雙臂所能觸及的便是世界：是冷、是暖、是有稜有角、是圓圓沌沌，卻是一沙一世界。你看繁花似錦，我看滿目蒼夷，然後我們開始為着真理而爭吵。

　　爭吵一開始，便意味着我們不再伸手到處觸摸，因為我們以為已經足夠了解。本來「道不同」自然可以各走各路，可惜上蒼總錯配了太多鴛鴦。雖然不得不成為怨侶，但也不能整天怨懟無言，所以我們試着退一步。只要退一步，彼此有了空間，爭吵也理應消弭。然而，騰出了的空間，偏惹來對方更進一步。

　　人們總易輕視別人的價值，一本書在外行人眼中，就只是一疊釘裝好的紙，編輯頓成了一個手工業從業員，機械地用雙手逐頁填滿文字，好與壞的標準是一個個準確的數字。當編輯丟掉了腦袋只剩下一雙手時，便成了沒有脊樑的動物。老編輯分享心得，最看重的不是技巧與語言能力，卻是不卑不亢的風骨。即使如殷海光的折衷處世，也有不能退讓的底線。

　　原來我們還未讀懂「退一步海闊天空」的本意，這個「退一步」絕非指讓步，而應是抽身而去。那個編輯人從容就義的時代已過去，剩下的是個容不下編輯人的時代。可幸或是不幸的，編者會讓步，但還是有所堅持的。　

何去何從

　　京奧可說是在驚艷中開幕與閉幕，我這個臨危受命的編輯，也總算讓一本奧運主題月刊苟延殘喘地完成使命。用上「苟延殘喘」這個詞，無論對人還是對刊物來說，都帶點悲哀與侮蔑，但這卻是最坦誠不過的形容。走到這裡，各方急於為京奧作個總結，也是為月刊作總結的時候。一路走來，無論是悔不當初，無論是舉步為艱，無論是繞了多少個圈子，我們也的確付出的努力、花上了心血。

　　百年奧運夢圓，全國上下頓時舒了口氣，也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在奧運期間，拼了命維持月刊的按時出版，如今便要正視迫在眉睫的存亡問題。儘管很多事情非我所願，但作為一本書的編輯，我們有責任為月刊發聲，它縱有不足的地方，我們也不能否定它的存在價值。

　　可是在一片非難與問責聲中，誰願意去為一本為機構帶來沉重財政負擔的刊物去辯護？誰敢去為這本刊物構思將來？誰有勇氣說這本刊物還有將來？當一本刊物的編輯失去了信心，就是四面楚歌的時候。

　　為甚麼刊物不是一種服務，為宣揚機構理念而存在？為甚麼辦刊物便是要順理成章地要為機構帶來收入？為甚麼刊物的創辦與生存，會如此的舉步為艱？辦一本刊物，看重的不是金錢，而是出版人的勇氣與眼界，主事者的胸襟與自信。若只以財政收支表來看刊物的成敗，我們根本就不該辦刊物，至少不該辦教育青年的讀物。

　　刊物體現的內容與主題，脫離不了主事者與機構的理念與宗旨。我們不能要求潮流雜誌賠錢來教育青年，然而我們總能寄望以培養青年自居的機構，去花資源來推動青少年認識社會。

　　創建與改革刊物不易，因背後要改變一群人固有想法，當你自己也來自己其中的一員時，這種改變便是難上加難得令人心寒。這種心寒，沒有別的能比顧城的《一代人》表現得更震憾與悲哀：「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刊物該何去何從，還是要看機構何去何從。